中国文人命运一直逃脱不了一个怪圈：进而仕，退而隐。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，督使许多文人自小立下报效国家的远大抱负，待到皓首穷经，有时机进入到权力阶层，却往往因不善计谋权变，而饱受压抑，遭受排挤，无法适应官场的尔虞我诈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，以老庄的无为思想聊以自慰，隐逸山林，寻求精神的释放与心灵的自由。如此命数，周而复始。

　　深受汉学熏染的崔致远，宦途屡遭失意后，最终也不得不选择了隐逸。从最初的被动，到最后的主动，崔致远完成了从政治上的积极奋取，到自我人格的沉淀的转变，他终于从烦嚣中解脱，而重归心灵的宁静。

　　公元899年，不惑之年的崔致远辞官归隐。从此摆脱政务，尘嚣尽洗。“狂奔叠石吼重峦，人语难分咫尺间。常恐是非声到耳，故教流水尽笼山”。归隐后，崔致远倘佯山水，游历江海，结交高僧，谈佛论道，吟诗作赋，悠哉游哉，不亦乐乎。以伽耶山海印寺为主要修身之地，足迹遍布各郡山川湖海。他精通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择其所需，三教调和，并以此写了大量著作，阐述生发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 《东史篆要》记载崔致远的云游：“平生足迹所及之处，至今樵人牧竖皆指之曰，崔公所游之地，至于闾阎细人,乡曲愚妇，皆知诵公之姓名，慕公之文章。”正所谓，王朝短暂，而文化永恒。

　　作品

　　崔致远诗歌中的一些有社会意义的作品，大多是在他回国之后创作的。新罗末季，社会混乱，到处爆发农民起义。他的诗歌虽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，但是已经和前期不同，有些作品已能反映出乱世的黑暗和污浊的社会面貌。《寓兴》一诗，写冒险家、名利之徒“轻生入海底”的丑态。五言律诗《古意》，以拟人化的手法，写狐狸变作美女、化为书生以欺骗世人，讽喻某些人的伪善面目。《蜀葵花》对地位卑贱者表示同情，影射新罗严格的等级制度。《江南女》可能创作于在中国生活期间,描写富家女儿娇纵放荡的生活,同情“终日弄机杼”的贫家少女。《三国史记·乐志》载有他的《乡乐杂咏五首》，具体、生动地描写了“金丸”、“月颠”、“大面”、“狻猊”、“束毒”等五技演出的盛况，成为研究朝鲜古代歌舞的珍贵资料。

　　崔致远的著作有《私试今体赋》1卷、《五言七言今体诗》1卷、《杂诗赋》1卷、《中山复篑集》5卷(任溧水县尉时作品)，都已不存,只有《桂苑笔耕》20卷和收在《东文选》等书中的少量诗歌传世。《桂苑笔耕》是朝鲜三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的一部个人著作集，其中的全部诗文都是他在中国生活时期所作。

　　考证

　　《辞海》“外国文学”崔致远条有百余字的简介。据韦旭升、陈后翔先生考证：崔致远，字孤云、海云，自幼聪慧好学，12岁时离家来长安，唐乾符元年(874年)考中进士，转东都洛阳研读汉文，不久补授溧水县尉。公务之余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，写诗词文赋5卷，结集成书，名《中山覆篑集》，“中山”是溧水县的别号。该书是韩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文集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　　贡献

　　他在中国10余年写有大量诗文，多数失传。只有诗文集《桂苑笔耕集》(20卷)收在《四库全书》中。汉诗《秋夜雨中》、《江南女》等颇具盛唐、晚唐纯熟诗风。归国后写有反映乱世黑暗、社会恶浊的诗《寓兴》、《古意》、《蜀葵花》等。他被朝鲜历代公认为汉文文学奠基人，为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。中国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有其传，《全唐诗》及中国清末刊行的《唐宋百名家集》和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中都收有他的作品。他是朝鲜汉文学的鼻祖。在中华大地上生活17年的年华中学习和接受了很多中国文学。崔致远在诗句上受到晚唐时期的七言律诗,七言绝句的影响,所创作的大部分诗歌是七言律诗七言绝句。风格上,受到了染有一层饱薄的孤冷、伤感和忧郁的潇洒风流。为丰富朝鲜的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　　崔致远纪念馆

　　地址：扬州市邗江区平山堂路3号唐城遗址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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